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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镇国之宝之玉器(图)

http://www.51fashion.com.cn/来源:人民美术网发布时间:2015-11-27关注度:
    文章导读
    “渎山大玉海”是元代的一件巨型贮酒器,又名玉瓮、玉钵。器体呈椭圆形,口径1.35-1.82、高0.7米,重达3500公斤。用整块黑质白章的墨玉雕成,玉质斑驳变幻,墨色中夹杂白纹,制作采用浮雕和线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琢玉工艺

      一、渎山大玉海

    现陈列于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玉瓮亭内。  

      “渎山大玉海”是元代的一件巨型贮酒器,又名玉瓮、玉钵。器体呈椭圆形,口径1.35-1.82、高0.7米,重达3500公斤。用整块黑质白章的墨玉雕成,玉质斑驳变幻,墨色中夹杂白纹,制作采用浮雕和线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琢玉工艺上“量材取料”和“因材施艺”的传统技巧,玉瓮内部掏空,空膛深55厘米,利用玉色的黑白变化来勾勒波浪的起伏、表现动物的眉目花斑,下部以浮雕加阴线勾刻的手法表现旋卷的波浪,上部以阴刻曲线勾画漩涡作底纹。周身壁上随玉自然形状肌理雕饰有海浪以及腾跃出没其中的鱼龙、海马、海猪、海羊等神奇海兽,底座是一大一小两件叠置的八角石床,既粗犷豪放,又细致典雅,兼具写实气质和浪漫色彩。

      这尊大酒瓮可贮酒三十余石,大约相当于三千六百瓶一斤装的白酒。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大玉海成器于至元二年(1265年),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犒赏三军而制,忽必烈经常用它盛酒,大宴群臣及军中武士。最初放于元大都(今北京)太液(今北海)中的琼华岛(今白塔所在)广寒殿。元朝灭亡后,元大都的宫殿大多被拆毁,作为教育国人奢侈亡国的鲜活例证,放置大玉海的广寒殿却幸运地被保留下来。但在万历七年(1579年),广寒殿终于还是轰然倒塌,大概是看到大玉海很是精巧,于是它被搬到了皇家的御用监。御用监是专门制作宫廷器玩的地方,监内有一座真武庙。

      清代,御用监废掉了,真武庙还保存着,大玉海就放在真武庙的殿前,后来被庙里的住持命人挪到了新建的前殿,充当观音像下的大号香炉,再往后沦为道人们腌咸菜的菜缸。直到清康熙年间重修庙宇时,辅臣高士奇才发现这一沦落的珍宝,但是当时他并没有立即追回宫内,仍旧留在真武庙中。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皇帝“命以千金”从真武庙赎得,置今北海团城承光殿中。4年内,乾隆皇帝先后命人将“渎山大玉海”重新修整了4次,期间乾隆皇帝在对玉海上的龙鳞纹与其他海兽的鳞纹没有尊卑之别,极为不满,命工匠改之,现在玉海上除了龙身颈外,其他的龙鳞纹都具有明显的清代特色。乾隆皇帝还为其配制了一个新底座,并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为“玉瓮亭”,将“渎山大玉海”与新底座一同安放在亭内。乾隆得意之余,诗兴大发,在玉海膛内碾刻“ 玉瓮歌”三首,连序带注共八百多字,详细地介绍了这件玉器的来历和流传经过。四十多位臣下奉和之作则刻在玉海外的亭柱上。

      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鲜有出其右者,且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在我国传世至今的数十万件玉器中,“渎山大玉海”是唯一一件可以辨认的蒙古时期的玉器(公元1271年忽必烈才定国号为元),元明清三代都有历史记叙,承载的历史记忆非常丰富。大玉海从广寒殿到团城,也间接反映了北京的历史变迁,综合考虑,被列为镇国玉器之首。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渎山大玉海”的原配底座,直到1988年,人们才在北京法源寺内发现了它。该底座有八面八足,为双层雕,其上雕刻有龙兽、浪花等图案,刀法圆润,气势雄伟。它与“渎山大玉海”的玉质、色彩、纹饰风格都高度一致,两者配放在一起显得浑然天成。自此,人们一就直期盼着蒙元时期的“渎山大玉海”早日能团聚,恢复其完整的面貌,焕发出昔日的雄姿异彩。

      元朝人为何把这件玉雕命名为“渎山大玉海”,特别是“渎山”一词表示了何种用意呢?后人对“渎山”的字意进行了各种猜想,一说是因玉料产于“渎山”而得名;再一说是因当时放置大玉海的琼华岛四周被水包围,故称为“渎山”;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玉海上雕刻有山渎等纹饰,因而称“渎山”。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渎山大玉海的“渎山”二字,通假“独山”。独山在河南南阳的西北,是中国传统的玉材产地。独山玉,因产自河南省南阳市北郊的“独山”而得名,又称“独玉”、“南阳玉”,是中国独有的玉种。独玉质地坚韧致密、细腻柔润,色彩斑驳陆离,常常是由两种以上的颜色组成的多彩玉。颜色绿、白、红、黄、紫、蓝应有尽有,能分成九大类一百多种,其多彩性是其他玉种所无法比拟的。独玉不是翡翠,但高档独玉接近透明,翠绿色的硬度可与翡翠媲美;独玉不是羊脂白玉,但玉质凝腻柔嫩,丰腴可人,颇具白玉品质。也正因为如此,国人将其和新疆的和田玉、辽宁的岫玉、湖北的绿松石一起称为中国四大名玉。

      二、玉“C”神龙

    现藏于内蒙古翁牛特旗博物馆。

      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红山文化遗址群中。这条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颈背有一长鬣,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平。

      红山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成为中国龙文化的发祥地。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鉴定。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红山文化距今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因其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后将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近千处,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均有发现,吉林省西北部也有少量发现。相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若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经校正後约为公元前3500年。 红山文化的遗物多为石器和陶器,最知名的则是精美的玉器,尤其擅长圆弧造型玉雕表现,主要玉材是来自东北特产的‘岫岩玉’,即蛇纹石。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于赤峰红山后发现了该文化的遗存,五十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著《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红山文化正式命名。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使红山文化再次震惊世界,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器,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表明赤峰是龙文化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三、神人纹玉琮

    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神人纹玉琮(音cong)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市反山文化遗址。玉琮通高8.8厘米,孔径4.9厘米、外径17。 6厘米。琮体四面各琢刻一完整的兽面神人图像。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鸟纹。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留有台痕。下端有取料时形成的凹缺。琮体四面由中间的直槽一分为二,又由横槽分为两节,每节再分上下两个组成部分。四面直槽内上下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共八个,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两种技法雕琢而成。

      这一种人与兽的组合图是良渚文化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这个图案的名字也叫“神徽纹”,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说法认为琮上雕刻的是一位戴羽冠的巫师或酋长,他骑在老虎上作法。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玉琮看成是图腾柱的缩影,古人祭拜图腾柱,认为它能上通神灵。”此玉琮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玉琮是中国古代玉器中重要而带有神秘色彩的礼器,既用来祭祀大地,也是权威的一种象征。《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也是后世“苍天、黄土、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思想的由来。良渚黄琮的色彩和造型来看,恰好说明周代以璧琮祭祀天地的用玉礼制,起源于良渚时期。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距今约5300─4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文化

      ,因1936年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2007年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同时代中国最大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四、玉神人纹边璋

    玉神人纹边璋 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玉神人纹边璋为国家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商代晚期文物,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玉边璋通长54.5公分,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鞭,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

      璋属于礼玉六器之一。呈扁平长方体状,上端是一道斜边,另一端或边有穿孔。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璋的种类据《周礼》中记载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5种。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赤璋”,是用赤玉(玛瑙)做的璋,是祭南方之神朱雀的礼器。第二类“大璋、中璋、边璋”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边璋。所祭的如果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在地下,如果是川,礼毕就将璋投到河里。第三类“中璋、牙璋”是作符节器用的。

      五、玉跪式人

    玉跪式人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玉跪式人商代玉器,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圆雕玉人,高7厘米,是妇好墓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玉料为和田玉,呈青色,通体有黄褐色浸痕。玉人双手抚膝跪坐,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箍形束发器,接连前额上方卷筒状装饰,像一个平顶冠。玉人的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方形小耳,表情肃穆,身穿交领长袍,衣袖宽长至腕,腰束宽带,付钱悬长条“蔽膝”,两肩饰臣字形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背后插一卷云状宽柄器,气度雍容,显示是一个上层奴隶主贵族的形象,抑或是妇好本人。这是一个圆雕的玉件,所谓圆雕,就是立体雕,雕好后前后、左右、上下,转着圈儿都能看。还有一种叫浮雕,大多数都是纹饰高出平面,看凸起的纹饰。再有一个是透雕,是镂空型的。雕刻工艺大致分成这3类:圆雕、浮雕、透雕。

      殷商妇好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是殷商第二十三代王武丁(公元前1250--前1192)的王后(也可能是配偶之一)的墓葬。据历史记载,妇好不仅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同时还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因其生前战功赫赫,故很是得武丁的宠爱,在其死后,武丁对她进行了风光大葬。妇好墓发掘于1976年,出土玉器达755件之多,其中500多件是佩玉,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器形之优美,都是令今人叹为观止的。所用玉材,大都是出自新疆的软玉,其中以青玉为最多,次为白玉、青白玉、黄玉、墨玉、糖玉等。石器共63件,主要为大理石、石灰岩等制品。宝石器47件,包括绿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4种材料。

      妇好墓的玉石人像,共15件。其中,圆雕跽坐的人像有5件。由其衣冠、发式的不同,推断可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腰插宽柄器玉人(编号371),高7厘米。穿交领有花纹的长服,腰束宽带,腹前垂蔽膝,头上以圆箍状的束发,额上端有卷筒状饰物,左腰后连一卷云形宽柄,服饰华贵,推测为奴隶主贵族形象。与之类似的石人(编号376),高9.5厘米。头上盘辫,以束发,腹前垂蔽膝,因其全身赤裸,有人推测为男奴隶形象。短辫玉人(编号372),高8.5厘米。胸前刻兽面纹,四肢有龙蛇纹,可能是纹身,头上留短发一周,顶心梳作短辫垂下,推测为女奴隶形象。玉人(编号375),高5.6厘米。头上留短发一周,着衣,推测为儿童。孔雀石人(编号377),高4厘米。头上束髻,并有发饰,裸体,推测为女奴隶形象。裸体双面玉人(编号373)高12.5厘米。全身立像,头上有两个角状发髻。遍身刻有花纹,性器官明显,一面为男身,另一面为女身,具体寓意有待考证,为后世同类雕刻的滥觞。玉人头共4件,两件为圆雕的写实人像,1件为人兽合雕:一面为人头,一面为牛头。还有1件是浮雕的人面,有双髻。其余为璜形浮雕人形玉片,作侧身蹲踞之状,有髻或高冠。

      关于妇好墓出土的这个玉人,还有一个没有被解开的谜团。那就是有一个不明物体从玉人的左侧插入后背,从侧面看得很清楚,许多专家都不能给它名字,暂时只好定一个名叫“柄形器”。人们对这个玉人有诸多的猜测:首先,这个玉人就是妇好自身形象,身后的柄型器应该是一个礼仪用具,但具体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其次,这个玉人也可能是一名巫师的形象,那么柄形器就有可能是一个法器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猜测罢了。

      六、玉镂雕活环龙纹挂饰

    玉镂雕活环龙纹挂饰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玉镂雕活环龙纹挂饰,战国玉器,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这是一串可卷折亦可展开的玉佩,采用活环套链工艺,全长达48厘米,宽8.3厘米。挂饰整体为一条大龙,全器用五块玉料、一个玉环和一根玉锁钉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十六节,采用透雕、浮雕、阴刻等技法雕成三十七条龙、七只凤和十条蛇,并饰有谷纹。其特色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例: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三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及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所谓活环套链工艺就是把平面“搜镂”的技巧用于立体“镂空”上,即在一块玉料上镂雕成数个可活动的环或佩,环环相扣环佩相扣形成连接,使之可卷折可展开,但不可拆卸的一种工艺。此串玉佩是目前面世的器形最长、活环套链最多、纹饰最繁复精美、工艺最为精湛的活环套链玉。此佩的功能和定名目前尚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七、玉“皇后之玺”印

    玉“皇后之玺”印 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玉“皇后之玺”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皇后之玺

      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 纯净无瑕,晶莹润泽。玉质坚硬致密,无任何受沁现象。玺体为正方形,钮为高浮雕的匐伏之螭(chi)虎。螭虎形象凶猛,体态矫健,四肢有力,双目圆睁,眼球圆而凸出,隆鼻方唇,张口露齿,双耳后耸,尾部藏于云纹之中,背部阴刻出一条较粗的随体摆动的曲线,6颗上齿也以阴线雕琢。螭虎腹下钻以透孔,以便穿绶系带。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并琢出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4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每个云纹均以双阴竖线与边框相连。阴线槽内残留有部分朱砂。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字体结构严谨大方,笔画粗细均匀,深度一致。

      此枚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约1公里,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故历史、艺术价值很高,被列为国家级文物。

      1968年9月的一天傍晚。咸阳市区东北30多公里的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的14岁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他沿着渭惠渠边的路走到狼家沟,无意中看见渠南边的土坎上有个东西在夕阳斜照下闪闪发光,开始他以为是只躲在草丛中的小兔子在偷看他,就好奇地走近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那亮光仍在闪烁。于是他放下书包,用手刨挖起来,终于发现有个东西的一角露了出来,由于土质松疏,他很快便把这东西刨了出来。他擦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块光亮的玉石,玉石的上部趴着一个动物,下面四四方方的,好像刻着字,可是他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于是把它带回了家。到家后便把玉石给哥哥看,两人研究半天,觉得可能是颗印章,准备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留着玩。可是这玉石特别坚硬,上面的字怎么也磨不掉。过了几天他们的父亲孔祥发要到西安给生产队办事,孔忠良就把印章拿出来让父亲带到西安,找家刻字铺把印上的字磨平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孔祥发向小儿子仔细问明印章的来由,端详着印章的造型、质地、文字,尽管他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但总觉得这东西非寻常之物,他想到印章出土之地在刘邦陵园之内,自己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同到这里来的文物工作者打过多次交道,有一些文物知识,再联系到这一带常有人挖出古代陶盆、瓦罐、瓦当、麻钱之类的古物,意识到这颗印章可能是文物。第二天他到西安后,先没有办其它的事,而是直接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请他们对玉玺鉴定。博物馆的人一看印章上的动物造型和印面上的“皇后之玺”四个篆字。当即认定它是珍贵文物,在详细介绍了出土地点和发现经过后,孔祥发表示愿意将这方玉印上交博物馆收藏,博物馆给予了20元车费作为奖励。

      江青素来对吕后十分欣赏,她曾评论说“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1974年,江青听说前些年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便连忙追问玉玺的下落,快拿来给她看看。当她得知吕后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时,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要她速将此玉玺找到带回北京。这位领导干部立即到陕西省博物馆找来负责人传达江青的话,要他找出玉玺,馆负责人当即领她到“秦汉文物陈列室”看实物,当她看到文物标签上并未标明是吕后之物时,有些不解,陪同的有关专家解释,对此方玉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未明确标注。随后命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1991年6月20日,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方历经沧桑曲折的国宝,从此在这座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的艺术殿堂中正式陈列,公开展出。

      八、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 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金缕玉衣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玉衣由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组成,全部由玉片拼成,并用金丝加以编缀。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划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臀腹部鼓突,完全似人之体型。全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做工十分精细。玉片成衣后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反映出玉师杰出的技艺和达官奢侈的生活。

      玉衣也叫“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就能使尸骨不腐,可求来世再生,所以用于丧葬的玉器在汉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帝王级)、“银缕玉衣”(诸侯王级)、“铜缕玉衣”(公侯级)。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1968年5月,河北省满城县西南1.5公里处的陵山,解放军某部奉上级的命令,正在这里进行一项绝对保密的国防工程。5月23日,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一个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时,爆炸声过后,一名走在前面的战士,双脚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着碎石渣猛然沉了下去。等他完全反应过来时,一个漆黑的洞口出现在他的眼前。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报告里说--满城发现了一座古墓。

      1968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把满城发现汉墓的消息告诉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并让他负责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1968年6月27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

      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士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1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颈部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的字样的青铜酒器。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帝王没有年号,在位的时间只以数计。三十四,也就是在位的年数……。在中山国十位王中,只有第一代王刘胜的在位时间最长,有四十二年之久,其余的均不到30年,因此确定这座墓室的主人就是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

      刘胜,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专家们试着打开刘胜的玉衣后,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采用厚葬的形式,随葬品非常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机物,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墓室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十八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八座。除了这件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外,1994~1995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楚王刘戊的“金缕玉衣”是现今出土最早,做工最好,最有价值的国宝。这件金缕玉衣目前有很多全国之最:年代最早,距今超过2000多年,推断墓主人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玉片最多,玉衣长174厘米、宽68厘米,用1576克金丝连缀起424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玉质最好,玉衣全部用新疆和田白玉、青玉组成,温润晶莹;工艺最精,玉衣设计精巧,作工细致,拼合得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

      九、玉刻诗大盘

    玉刻诗大盘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  

      玉刻诗大盘,清代宫藏文物,高9.6厘米口径65.3厘米。此盘圆形,浅腹,折沿,圈足,光素无纹。盘心镌刻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御制诗《玉盘谣叠旧作韵有序》,共189字。从文中可知,玉盘为乾隆廿二年(1757年)平定新疆贵族叛乱时缴获。玉盘体型庞大,打磨润泽,是新疆玉工的杰作。此盘的刻辞,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最得意的“十全武功”之一的平准战役取得胜利,出产和田美玉的新疆正式归入清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和田玉玉贡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对此,乾隆皇帝非常得意,他特制碧玉刻诗大盘以为纪念(现在养心殿后寝)。在御制《和阗玉》诗中,乾隆写道:“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不知何以出,今乃悉情形。”并说:“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

      十全武功:指清乾隆时期的十次重大军事行动,为乾隆帝自我夸耀之词。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再次侵入西藏。是年冬﹐清政府命福康安等率兵入藏﹐败廓尔喀兵。次年五月﹐廓尔喀请降。当清兵凯旋之际﹐乾隆帝欣然回忆他即位后五十七年(1735~1792)间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因作《十全记》以纪其事。十全武功指﹕两平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平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乾隆帝并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清王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两平准部,一平回部。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部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政权而内讧,大贵族阿睦尔撒纳争权失败,归附清朝。乾隆帝利用这一机会,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在阿睦尔撒纳领军下出兵伊犁(准噶尔汗国首都),五月占领伊犁,平定达瓦齐势力。随后清廷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释放被准部扣押作为人质的南疆回教领袖大小和卓木

      清政府将准噶尔分治,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归附清朝是想借清廷之手消灭对手达瓦齐,自己当可汗。在与清政府交涉无果后,1755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并击溃清军留守部队。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派蒙古人成兖札布、满族人兆惠领兵进攻,恰逢准噶尔遭受天花瘟疫,死者无数。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往沙俄后亦染天花病死,沙俄将其尸体交给清朝。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然而剩余的准噶尔人仍坚持抵抗,于是乾隆帝下令杀尽抵抗者。准噶尔人遂大半被屠,不久后灭绝。

      被清军解救的小和卓也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兵败后投奔统治新疆西部回族人的兄长大和卓。在小和卓的怂恿下,二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发动叛乱,试图脱离清朝的控制。但二人的统治却很凶暴,不得人心。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兆惠率清军打败了叛军。大小和卓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当地部族交涉,巴达克山部族首领执杀大小和卓,把尸首送交清朝。此役后清王朝统一了西域,命名为“新疆”。从此,新疆完全归入清朝版图。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设伊犁将军,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加强和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十、玉“大禹治水图”山子

    玉刻诗大盘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  

      《大禹治水图》玉山成品于十八世纪清朝乾隆时期。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约5000公斤,是用最为名贵的密勒塔山和田(旧称和阗)玉雕成。玉山被置于高60厘米的嵌金丝褐色铜铸座上,青白玉的晶莹光泽与雕琢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配,更显得雍容华贵,互映生辉。玉山雕琢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整个玉山仿佛一座山峰,其上山石林立,山石间飞流直下,山石上人群聚集,挥锨舞镐,开山移石,疏洪导水,场面恢弘,气势非凡。玉师们巧妙地结合材料的原有形状,灵活安排山水人物,工艺之精美叹为观止,不但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壮丽史书,也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大禹治水”玉山,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

      清朝乾隆年间,新疆和田地区的密勒塔山中,发现了一块重达5300多公斤的特大玉石。此次发现的这块玉石,不仅体型巨大,而且色泽青绿,光洁滋润,质地十分罕见,是一块天赐的奇石。消息传到了宫廷,乾隆皇帝听后龙颜大悦,急命人速将奇石运往京城。玉料取自海拔近5000米的山脉,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每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才能进山开采玉料,在当年极端原始的开采条件下,单是把这玉料从山上移至山下,最少也要两三年的时间。

      有关玉山的开采和运输过程,史书中并未见详细记载。清代黎谦的《瓮玉行》中倒是记载了当时运送一块数千斤的玉料的情形。诗句上写,需要使用轴长11米的特大专车,前面用一百多匹马拉车,后面有上千名役夫扶把推运,遇到冬天则泼水结成冰道拽运,每天只能走七八里地。如此不难想象,新疆和田县到北京有万里之遥,要运送一块上万斤的玉料到京城,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更是几倍于此,其中经历了多少艰辛不言而喻。

      如此天赐良石,该雕琢成什么样子呢? 乾隆皇帝自然有他的打算。在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世代传颂。历代封建帝王都以法先王,学尧、舜、禹来标榜自己。风光无限的乾隆皇帝,更是在心中把自己比作大禹。他要把这块天赐特大玉石雕刻成《大禹治水图》,一方面是为了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是要显示自己效法先人功绩卓著,以博千古之名。当时清宫内府藏有一幅《大禹治水图》画轴,因画轴上并无作者姓名,年代、作者已不可考,但根据画谱和画风考证,最晚不迟于宋人所画。乾隆皇帝对此图一向偏爱有加。于是,乾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要养心殿造办处以这幅《大禹治水图》为蓝本,设计大型玉雕图样。他本人要亲自审阅督造。

      玉石已经安然抵京,蓝本也已选定,该由谁来雕琢呢?清代的玉器作坊遍布全国各地。乾隆时期,琢玉工艺的发展达到鼎盛,仅朝廷直接控制的琢玉场所就有10处,其中以北京、苏州、扬州三地最为有名。而大型玉器的琢制任务,几乎均由两淮盐政所在地的扬州来完成。扬州艺人以独有的山子雕而名闻天下。山子雕是一种把圆雕、浮雕、线刻相结合的雕刻方法,此种雕刻方式十分注意利用玉石自然优美的形态,因色设物,随形施艺,把人物山水、亭台楼阁、花鸟鱼虫雕刻在一个立体的多重画面上,层次分明,意境深远。是雕刻中能使玉料获得最高利用率的艺术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也是制玉技艺的最高水平。因此加工《大禹治水图》玉山,非扬州艺人的山子雕莫属。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玉料运到京城后,先由清宫造办处画工根据稿本设计出图样,按“玉山”的前后左右位置共画四张,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初十日完成。随后又制成蜡样,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送乾隆皇帝阅示。乾隆帝于五月七日批准后,玉料由水路历时三个月,运达扬州。九月份,两淮盐政所管辖的扬州工匠正式开始雕琢。因当时扬州天气较热,怕日久蜡样熔化,经乾隆批准,又照蜡样刻成木样。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才正式在玉料上依照木样大小和纸样所贴深浅尺寸、数目打取钻心,雕刻光细。

      清朝时期制玉工艺还采用手拉脚踩、钻打沙琢的传统操作方法,即使一件小产品,也要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才能够完成。扬州的工匠们被分成几批,昼夜不停地加工。他们用了7年时间,终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完成了这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雕作品。雕好的《大禹治水图》玉山,于同年八月十六日水运回北京。乾隆皇帝见到后心花怒放,这是他在耄耋之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运回北京的玉山陈设在何处,还颇费了乾隆皇帝一番脑筋。一开始拟定了乾清宫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颐和轩西次间等五处地方,反复比较画好的地盘纸样,最后才选定在宁寿宫乐寿堂安设(这也是乾隆皇帝退位当太上皇时的居住地之一),取代了原处放置的大水法自鸣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二十五日,乾隆又命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匠朱永泰刻字,将他亲笔题字《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和诗刻在“玉山”的背面,又将他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和《八徽耋念之宝》篆刻在“玉山”前后适当位置上,到该年年底才刻完。《大禹治水图》玉山,从开采到最后全部完工,历经十余年,所用的工时和造价,已无精确的资料可据,但粗略估算,至少数十万人工,耗白银更是不计其数。

      如今200多年过去了,大清朝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紫禁城里无数的奇珍异宝也历尽劫波,或消失,或损毁。可这座《大禹治水图》玉山,却奇迹般地安放在原地,从未移动半步,也未损坏分毫,可能与玉山的巨大和特重有关,也可能是神灵的保佑吧!这也印证了乾隆皇帝在玉石上的那首诗:“功垂万古德万古,为鱼谁弗钦仰视。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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